2 中獸醫學的概念
中獸醫學是起源於中國古代，經過數千年發展而形成的具有獨特理論體系和豐富診療手段的傳統獸醫學，是中國曆代勞動人民同動物疾病進行鬥爭的經驗總結，其主要內容包括基礎理論、診法、中藥、方劑、鍼灸和病證防治等部分。受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和中醫學的影響，中獸醫學在長期的醫療實踐過程中，逐漸形成並發展了以陰陽五行學說爲指導思想，以整體觀念和辨證論治爲特點的理論體系和以四診、辨證、方藥及鍼灸爲主要手段的診療方法。幾千年來，中獸醫學爲保障我國畜牧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3 中獸醫學的發展概況
3.1 中獸醫學的起源
中獸醫學有着悠久的歷史，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遠古至公元前22世紀），即人類開始馴化野生動物，並將其轉變爲家畜的時期。人類在飼養動物的過程中，逐步對動物疾病有所瞭解，並不斷地尋求治療方法，這就促成了獸醫知識的起源。
考古學發現，我國家畜的飼養約有一萬年的歷史。例如，桂林甑皮巖遺址（距今約11310 ± 180～7580 ± 410）就出土有家豬的骨骼，浙江河姆渡遺址（距今約6310 ± 100～6065 ± 120）出土有豬、犬和水牛的骨骸。又如，在新石器時代的河南仰韶遺址（約公元前5000～前3000年）中，發掘出有豬、馬、牛等家畜的骨骼以及石刀、骨針和陶器等；在陝西半坡遺址（約公元前4800～前4300年）和姜寨遺址（約公元前4600～前4400年）中，不但發掘出豬、馬、牛、羊、犬、雞的骨骼殘骸及石刀、骨針、陶器等生活和醫療用具，而且還有用細木圍成的圈欄遺蹟。在內蒙古多倫縣頭道窪新石器遺址中出土的砭石，經鑑定具有切割膿瘍和針刺兩種作用。這些考古發現說明，在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時期，不但家畜的飼養已經普及，而且人類爲了保護所飼養的動物，已開始把火、石器、骨器等戰勝自然的工具用於防治動物疾病。
對藥物的認識，同樣也源於人類的生產勞動和生活實踐。原始人集體出獵，共同採集食物，必然發生過因食用某種植物而使所患疾病得以治癒，或因誤食某種植物而中毒的事例。經過無數次嘗試，人們對某些植物的治療作用和毒性有了認識，獲得了原始的藥理學和毒理學知識。如《淮南子-修務訓》中有“神農嘗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的記載，便生動地說明了藥物起源的情況。
3.2 中獸醫學知識的積累和初步發展
夏商時期（公元前21世紀至前11世紀），隨着農業、畜牧業和手工業水平的不斷提高，獸醫知識得到了初步發展。
商代（公元前16世紀至前11世紀）的甲骨文中，已有表示豬圈、羊欄、牛棚、馬廄等的象形文字，說明當時對家畜的分欄護養已有了進一步發展。甲骨文中還記載有藥酒及一些人畜通用的病名，如胃腸病、體內寄生蟲病、齒病等。河北藁城商代遺址中，出土有郁李仁、桃仁等藥物，表明當時對藥物也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商代青銅器的出現和使用，爲鍼灸、手術等治療技術的進步提供了有利條件，如當時已有了閹割術或宮刑的出現。殷周之際出現的帶有自發樸素性質的陰陽和五行學說，後來成爲中醫和中獸醫學的指導思想和推理工具。
從西周到春秋時期（公元前11世紀～前476年），家畜去勢術已用於豬、馬、牛等動物。《周禮-天官》中已有“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凡療獸瘍，灌而劀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的記載，說明當時不但設有專職獸醫治療獸病，而且已將內科病（獸病）和外科病（獸瘍）區別開來，並在治療方法上採用了灌藥、手術、護理、食療等綜合措施。當時的書籍中，還記載有不少對家畜危害較大的疾病，如豬囊蟲（米豬）、狂犬病、疥癬、傳染性病、運動障礙以及外血吸蟲如馬、牛虻等。《周禮》、《詩經》和《山海經》中，載有人畜通用的藥物一百多種，並有獸醫專用藥物的記載，如“流赭（赭石）以塗牛馬無病”等。《周禮》中還有“內饔……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的記載，這是我國最早的肉品檢驗。
在這一時期，還出現有造父（約公元前10世紀）、孫陽（號伯樂，約公元前7世紀）、王良（約公元前6世紀）等畜牧獸醫名人。
3.3 中獸醫學知識的不斷總結和學術體系的形成及發展
中獸醫學知識的不斷總結和學術體系的形成及發展 封建社會的前期（公元前475年～公元256年）是中獸醫學進一步奠定基礎和形成理論體系的重要階段。
戰國時期（公元前475～前221年），出現了專門診治馬病的“馬醫”（見《列子》）。《墨子》中也有“……罷馬不能治，必索良醫”的記載。關於家畜疾病，除以前出現的以外，尚有“牛瘍”（見《古璽文字徵》）、“羸牛”、“馬肘潰”、“馬折膝”（均見《戰國策》）、“馬刃傷”（見《楚詞》）、“馬暴死”（見《晏子春秋》）等記載。《晏子春秋》中中獸醫學形成了以陰陽五行爲指導思想，以整體觀念和辨證論治爲特點的理論體系。
秦代（公元前221～前206年）頒佈了世界上最早的畜牧獸醫法規“廄苑律”（見《雲夢秦簡》），漢代（公元前206～公元220）經進一步修訂，更名爲“廄律”。漢代出現了我國最早的一部人畜通用的藥學專著《神農本草經》，共收載藥物365種，其中特別提到“牛扁殺牛蝨小蟲，又療牛病”、“桐花主傅豬瘡”、“柳葉主馬疥痂瘡”、“梓葉傅豬瘡”等。漢簡中，不但有獸醫方劑，而且還有將藥物製成丸劑給馬內服的記載（見《居延漢簡》、《流沙墜簡》和《武威漢簡》）。漢代已採用針藥結合的方法治療動物疾病（見《列仙傳》），並用革制的馬鞋進行護蹄。據《漢書?藝文志》記載，當時曾有畜牧獸醫專著《相六畜三十八卷》。馬王堆漢墓出土有《相馬經》，《三國志》注中還記載漢代曾出現有《馬經》和《牛經》等書。河南方城漢墓出土有“據龍閹牛圖”，說明當時已掌握了走騸還有“大暑而疾馳，甚者馬死，薄者馬傷”的記述。約公元前3世紀出現的《黃帝內經》被認爲是我國現存最早、最珍貴的一部醫學典籍，它比較系統和全面地反映了當時中醫學發展的成就，中獸醫學的基本理論最早便導源於《黃帝內經》。受其影響，中獸醫學形成了以陰陽五行爲指導思想，以整體觀念和辨證論治爲特點的理論體系。
秦代（公元前221～前206年）頒佈了世界上最早的畜牧獸醫法規“廄苑律”（見《雲夢秦簡》），漢代（公元前206～公元220）經進一步修訂，更名爲“廄律”。漢代出現了我國最早的一部人畜通用的藥學專著《神農本草經》，共收載藥物365種，其中特別提到“牛扁殺牛蝨小蟲，又療牛病”、“桐花主傅豬瘡”、“柳葉主馬疥痂瘡”、“梓葉傅豬瘡”等。漢簡中，不但有獸醫方劑，而且還有將藥物製成丸劑給馬內服的記載（見《居延漢簡》、《流沙墜簡》和《武威漢簡》）。漢代已採用針藥結合的方法治療動物疾病（見《列仙傳》），並用革制的馬鞋進行護蹄。據《漢書-藝文志》記載，當時曾有畜牧獸醫專著《相六畜三十八卷》。馬王堆漢墓出土有《相馬經》，《三國志》注中還記載漢代曾出現有《馬經》和《牛經》等書。河南方城漢墓出土有“據龍閹牛圖”，說明當時已掌握了走騸法。漢代名醫張仲景（約公元150～219年）所著的《傷寒雜病論》一書，不僅充實和發展了前人辨證論治的原則，也對中獸醫學產生了深遠影響。張仲景所創立的六經辨證方法及其許多方劑，一直爲獸醫臨牀所沿用。三國時期（公元220～265年），名醫華佗（公元110～207年）曾發明了全身麻醉劑“麻沸散”，並進行了剖腹滌腸手術，相傳他還有關於雞、豬去勢的著述。
封建社會中期（公元265～1368年），中獸醫學形成了完整的學術體系，並繼續向前發展。
魏晉南北朝時期（公元220～581年），晉人葛洪（公元281～341年）所著的《肘後備急方》中有治六畜“諸病方”，除記有灸熨和“穀道入手”等診療技術以及用黃丹治“馬脊瘡”等十幾種動物疾病的治療方法外，還指出疥癬中有蟲，並提出了“殺所咬犬，取腦敷之”的防治狂犬病的方法。北魏（公元386～534年）賈思勰所著的《齊民要術》中有畜牧獸醫專卷，記有包括掏結術，豬、羊的去勢術，用削蹄法治療漏蹄，以及羣發病的防治措施等防治動物疾病的方技四十多種，反映出當時的獸醫技術已達到了較高水平。梁（公元502～557年）時曾有《伯樂療馬經》出現。
隋代（公元581～618年），獸醫學的分科已趨完善，出現了有關病證診治、方藥及鍼灸等的專著，如《治馬、牛、駝、騾等經》、《治馬經》、《治馬經圖》、《雜撰馬經》、《伯樂治馬雜病經》、《療馬方》以及《馬經孔穴圖》等（原書均已散佚）。
唐代（公元618～907年）有了獸醫教育的開端。據《舊唐書》記載，神龍年間（705～707年）的太僕寺中設有“獸醫六百人，獸醫博士四人，學生一百人”。貞元末年（約804年），日本人平仲國等曾到中國學習獸醫。唐代李石編著的《司牧安驥集》爲我國現存最早的較爲完整的一部中獸醫學古籍，也是我國最早的一部獸醫學教科書（明代時，日本有名爲《假名安驥集》的編譯本流傳），對中獸醫學的理法方藥等均有較全面的論述。唐高宗顯慶四年（公元659年）所頒佈的《新修本草》，被認爲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人畜通用的藥典。唐代時，我國少數民族地區的獸醫學也了有很大發展，如新疆吐魯蕃唐墓中出土有《醫牛方》，西藏出現有《論馬寶珠》和《醫馬論》等獸醫書籍。
宋代（公元960～1279年），從1007年開始設置“牧養上下監，以養療京城諸坊病馬”，這是我國已知最早的獸醫院。宋代還設有我國最早的屍體剖檢機構“皮剝所”和最早的獸醫藥房“藥蜜庫”（見《宋史》）。當時曾出現有《明堂灸馬經》、《伯樂針經》、《醫駝方》、《療駝經》、《賈躭醫牛經》、《馬經》、《醫馬經》、《相馬病經》、《安驥集》、《安驥方》、《重集醫馬方》等獸醫專著。現存王愈所著的《蕃牧纂驗方》載方57個，並附有鍼灸療法。此外，據《使遼錄》（公元1086年）記載，當時我國少數民族地區已用醇作麻醉劑，進行馬的切肺手術。
元代（公元1271～1368年）著名獸醫卞寶（卞管勾）著有《痊驥通玄論》一書，除對馬的起臥症（包括掏結術）進行了總結性論述外，還提出了“胃氣不和，則生百病”的脾胃發病學說。這一時期還出現有《安驥集八卷》和《治馬、牛、駝經》等書。
封建社會後期（公元1368～1840年）是中獸醫學在中國古代發展的高峯時期。
明代（公元1368～1644）著名獸醫喻本元、喻本亨兄弟集前人和自己的獸醫學理論臨牀經驗之大成，於1608年編著了《元亨療馬集》（附牛駝經）。該書內容豐富，是國內外流傳最廣的一部中獸醫古典著作。在此前後，楊時喬還編著有《馬書》、《牛書》，錢能編著有《類方馬經》，內容都很豐富。明代著名科學家李時珍（公元1518～1593年）編著了舉世聞名的《本草綱目》，收載藥物1892種，方劑11096個，其中專述獸醫方面的內容有二百多條。該書刊行後不久即傳播到國外，爲中外醫藥學的發展做出了傑出的貢獻。此外，朝鮮于1633年刊行有漢文的《新編集成馬醫方、牛醫方》。
鴉片戰爭以前的清代（公元1644～1840年），中獸醫學雖處於緩慢發展的狀態，但也有一些獸醫著作出現。1736年李玉書對《元亨療馬集》進行了改編，刪除了“東溪素問四十七論”中的二十多論，又根據其它獸醫古籍增加了部分內容，成爲現今廣爲流傳的版本。1758年，趙學敏編著的《串雅外編》中特列有“醫禽門”和“醫獸門”。1785年，郭懷西編著有《新刻註釋馬牛駝經大全集》。此後編撰的獸醫著作有《抱犢集》、《養耕集》（傅述風，1800年）、《牛經備要醫方》（沈蓮舫）、《牛醫金鑑》（約1815年）、《相牛心鏡要覽》（1822年）等。
3.4 近代中獸醫學的發展
近代（公元1840～1949年）中獸醫學的發展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淪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中獸醫學的發展陷入了困境。這一時期的主要著作有《活獸慈舟》（李南暉，約1873年）、《牛經切要》（1886年）、《豬經大全》（約1891年）等。《活獸慈舟》收載了馬、牛、羊、豬、犬、貓等動物的病證240餘種，是我國較早記載犬、貓疾病的書籍。《豬經大全》是我國現存中獸醫古籍中唯一的一部豬病學專著。
1904年，北洋政府在保定建立了北洋馬醫學堂，從此西方現代獸醫學開始有系統地在中國傳播，使得中國出現了兩種不同學術體系的獸醫學，因而有了中、西獸醫學之分。當時國內的反動統治階級對中醫和中獸醫學採取了摧殘及扼殺的政策，於1929年悍然通過了“廢止舊醫案”，立即遭到了廣大人民羣衆的強烈反對。在此情況下，民間獸醫遭受歧視和壓迫，嚴重地阻礙了中獸醫學的發展。但這一時期仍出現有《駒兒編全卷》（1909年）、《治騾馬良方》（1933年）以及《獸醫實驗國藥新手冊》（1940年）等書籍。
與當時反動統治者的做法相反，中國共產黨在其領導的根據地積極倡導中、西（獸）醫結合。1928年，毛擇東在《井崗山的鬥爭》一文中就提出“用中西兩法治療”。解放區的華北大學農學院（開始屬北方大學），在1947年便開始學習和研究中獸醫學術，並把中獸醫學作爲獸醫專業的必修課。各根據地及軍隊獸醫系統中都吸收有中獸醫，他們在防治動物疾病，特別是在軍馬保健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3.5 中獸醫學發展的新階段
中獸醫學發展的新階段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獸醫學進入了一個蓬勃發展的新階段。
1956年1月，國務院頒佈了“加強民間獸醫工作的指示”，對中獸醫提出了“團結、使用、教育和提高”的政策。當年9月在北京召開了第一屆“全國民間獸醫座談會”，提出了“使中西獸醫緊密結合，把我國獸醫學術推向一個新的階段”的戰略目標。1958年，毛澤東同志又作了“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的指示，進一步明確了中獸醫學的發展方向。由於政府的重視和廣大中獸醫工作者的努力，中獸醫學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如蒐集整理出版了大量中獸醫經驗資料和古籍，編撰出版了一大批中獸醫學書籍，開展了中獸醫學的科學研究工作，在中獸醫學理論、中藥、方劑、鍼灸以及病證防治等方面，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近年來，中獸醫學在臨牀應用方面，也有了進一步提高和發展，創造出了許多新療法和新劑型。隨着我國人民飼養寵物的增加，中獸醫技術在治療犬、貓疾病方面，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中草藥飼料添加劑的研究和應用，不但顯示出中草藥在促進動物生產性能和防治動物疾病方面有其獨特的作用，而且也將在環保以及保護人民身體健康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自建國初期開始，我國政府便非常重視中獸醫教育工作，先後在全國各中、高等農業院校設立中獸醫學課程或開辦中獸醫學專業，培養了大批中獸醫專門人才。我國於1956年便在中國畜牧獸醫學會中成立了中獸醫學小組，而後又於1979年成立了中西獸醫結合學術研究會，後更名爲中國畜牧獸醫學會中獸醫學分會。這一學術組織在團結廣大中獸醫工作者，促進中獸醫學術的發展，擴大國際交流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改革開放以來，隨着我國對外交流的不斷增加，中獸醫學特別是獸醫針灸在國外的影響也越來越大，不少院校先後多次舉辦了國際獸醫針灸培訓班，或派出專家到國外講學，促進了中獸醫學在世界範圍內的傳播。
4 中獸醫學的基本特點
4.1 整體觀念
中獸醫學認爲，動物體本身各組成部分之間，在結構上不可分割，在生理功能上相互協調，在病理變化上相互影響，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同時，動物生活在自然環境中，它與外界環境之間緊密相關。自然界既是動物正常生存的條件，也可成爲疾病發生的外部因素，動物要適應自然界的變化，以維持機體正常的生命活動，即動物體與自然環境構成一個整體。因此，中獸醫學的整體觀念，實際上是指動物體本身的整體性和動物體與自然環境的整體性兩個方面，它貫穿於中獸醫學生理、病理、診法、辨證和治療的各個方面。
4.1.1 動物體本身的整體性
中獸醫學認爲，動物體是以心、肝、脾、肺、腎五個生理系統爲中心，通過經絡使各組織器官緊密相連而形成的一個完整、統一的有機體。五臟與六腑互爲表裏，與九竅各有所屬，各臟腑組織器官之間相互依賴、相互聯繫，以維持機體內部的平衡和正常的生命活動。
中獸醫認識疾病，首先着眼於整體，重視整體與局部之間的關係。一方面，機體某一部分的病變，可以影響到其它部分，甚至引起整體性的病理改變，如脾氣虛本爲一髒的病變，但遷延日久，則會因機體生化乏源而引起肺氣虛、心氣虛，甚至全身虛弱。另一方面，整體的狀況又可影響局部的病理過程，如全身虛弱的動物，其創傷癒合較慢等等。總之，疾病是整體患病，局部病變是整體患病的局部表現。
中獸醫診察疾病，往往是從整體出發，通過觀察機體外在的各種臨牀表現，去分析研究內在的全身或局部的病理變化，即察外而知內。由於動物體是一個有機整體，因此，無論整體還是局部的病變，都必然會在機體的形體、竅液及色脈等方面有所反映。以察口色爲例，察口色觀察的是口舌局部的變化，但通過對口色的觀察，可以分析機體內部臟腑的虛實，氣血的盛衰，津液的盈虧，病邪的輕重，疾病的進退等。
中獸醫治療疾病亦從整體出發，既注意臟腑之間的聯繫，又注意臟腑與形體、竅、液的聯繫。如見口舌糜爛，當知心開竅於舌，便認爲此即心火亢盛的表現，應以清心瀉火的方法治療。此外，“表裏同治”，或“從五官治五臟”，以及“見肝之病，當先實脾”等，都是從整體觀念出發，確定治療原則和治療方法的具體體現。
4.1.2 動物與自然環境的相關性
中獸醫學認爲，動物體與自然環境之間是相互對立而又統一的。動物不能離開自然界而生存，自然環境的變化可以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動物體的生理功能。當動物能夠通過調節自身的功能活動以適應所處環境的變化時，便不致引起疾病，否則就會導致病理過程。例如，一年四季的氣候變化是春溫、夏熱、秋涼、冬寒，動物可以通過氣血，進行調節適應。如春夏陽氣發泄，氣血趨於表，則皮膚鬆弛，疏泄多汗；秋冬陽氣收藏，氣血趨於裏，則皮膚緻密，少汗多尿。同樣，隨四時的不同，動物的口色有“春如桃花夏似血，秋如蓮花冬似雪”的變化，脈象有“春弦、夏洪、秋毛、冬石”的改變，這都屬於正常生理調節的範圍。但當氣候異常或動物調節適應機能失調，使機體與外界環境之間失去平衡時，則可引起與季節性環境變化相關的疾病，如風寒、風熱、中暑等。
由於動物體與自然環境相關，因此在治療動物疾病時，就要考慮到自然環境對動物體的影響。古人在總結自然界的變化對機體影響規律的基礎上，提出了一些有關疾病防治的措施。例如，脾腎陽虛性咳喘，往往夏季減輕，秋冬加重，常用“溫補脾腎”之劑調養，並着重在陽氣最旺的夏季來調養預防，此謂“春夏養陽”；而陰虛肝旺的動物，春季易使病發作，故在陰盛的冬季給予滋補，以預防春季發生，此謂“秋冬養陰”。此外，“因時、因地、因動物制宜”的治療原則，也是整體觀念在中獸醫治療中的體現。
總之，中獸醫學中的整體觀念，對於動物疾病的防治有着極爲重要的指導意義。臨牀實踐中，一定要從整體觀念出發，既要考慮到動物體本身的整體性，又要注意到動物體和外界環境的相關性，只有這樣才能對病證做出正確的診斷，確定有效的防治措施。
4.2 辨證論治
辨證論治是中獸醫認識疾病，確定防治措施的基本過程。“辨證”是把通過四診所獲取的病情資料，進行分析綜合，以判斷爲某種性質的“證”的過程，即識別疾病證候的過程；“論治”是根據證的性質確定治則和治法的過程。辨證是確定治療的前提和依據，論治是治療疾病的手段和方法，也是辨證的目的。治療原則和治療措施是否恰當，取決於辨證是否正確；而辨證論治的正確性，又有待於臨牀治療效果的檢驗。因此，辨證和論治是診療疾病過程中，相互聯繫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也是理法方藥在臨牀上的具體運用。
爲了很好地理解“證”的概念，必須把“病”、“證”、“症”三者做一比較。“病”，是指有特定病因、病機、發病形式、發展規律和轉歸的一個完整的病理過程，即疾病的全過程，如感冒、痢疾、肺炎等。“症”，即症狀，是疾病的具體臨牀表現，如發熱、咳嗽、嘔吐、疲乏無力等。“證”，既不是疾病的全過程，又不是疾病的某一項臨牀表現，而是對疾病發展過程中，不同階段和不同類型病機的本質，包括病因（如風寒、風熱、溼熱等）、病位（如表、裏、髒、腑等）、病性（如寒、熱等）和邪正關係（如虛、實等）的概括，它既反映了疾病發展過程中，該階段病理變化的全面情況，同時也提出了治療方向。如“脾虛泄瀉”證，既指出病位在脾，正邪力量對比屬虛，臨牀症狀主要表現爲泄瀉，又能據此推斷出致病因素爲溼，從而也就指出了治療方向爲“健脾燥溼”。由之可見，“病”是機體發生病理變化的全過程，“症”是專指病證的外在表現，“證”是對疾病過程不同階段和不同類型的概括。換言之，由於“證”反映的是疾病在某一特定階段病理變化的實質，因此，在辨病基礎上的辯證是中獸醫認識和分析疾病的重要特點。
相對於“辨病治療”和“對症治療”，中獸醫學的辨證論治更能抓住疾病發展不同階段的本質，它既看到同一種病可以包括不同的證，又看到不同的病在發展過程中可以出現相同的證，因而可以採取“同病異治”或“異病同治”的治療措施。如同爲外感表證，若屬外感風寒，則治宜辛溫解表，方用麻黃湯類；若屬外感風熱，則治宜辛涼解表，方用銀翹散類，此謂“同病異治”；而脫肛、子宮下垂、虛寒泄瀉等病，雖然性質不同，但當其均以中氣下陷爲主證時，都可以補中益氣之劑進行治療，謂之“異病同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