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註解
認知行爲矯正是本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在美國行爲治療者內出現的一個新方向， 是針對經典的行爲治療的缺欠而發展起來的一組新的心理療法。
經典的行爲治療，由於受行爲主義心理學的影響，往往忽視人行動的目的性和主動性，忽略認識、情感和意志等因素在人的行爲中的作用，僅僅藉助於刺激→反應的公式來解釋人的行爲和設計治療方法。這種極端的環境決定論和機械論的觀點使得經典的行爲治療既不探求各種不良行爲或症狀的認識、態度和人格方面的原因，也不重視病人的認識、信念、動機和意志等因素在治療中的作用。因此，經典的行爲治療雖然可以消除一些行爲問題和症狀，具有一定的療效，但實質上是一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症狀性治療”。症狀性治療(對症治療)治‘標’不治‘本’，療效自然不夠穩定；往往是這一症狀矯正了，同一根源的另一症狀又出現了。
認知行爲矯正家認爲，“擾亂人精神的，與其說是事件，不如說是人對事件的判斷。”以恐怖症的習得爲例，外界的刺激、情境或事件雖然是重要的，但它們之所以引起人們的恐懼，往往是與當事者對它們的認識、評價和判斷直接有關的。依照經典的行爲治療理論，強烈的恐懼反應可以由在時間上與導致此創傷性體驗的刺激物(無條件刺激物)相關聯的任何刺激物(條件刺激物)引起，而不管這些刺激物的性質如何，更談不上人對它們的認識與評價了。這種傳統的觀點受到了認知行爲矯正家們的臨牀觀察和實驗研究的挑戰。
按照條件反射學說和經典的學習理論，在現代的城市生活中，人們應當經常對各種電器設備和運動車輛產生恐懼，而不應當害怕蛇和蜘蛛類似小動物。因爲前者與災難或痛苦體驗聯繫在一起的機會遠比後者多。可是實際情況不符合上述推測，事實上，在任何人羣中對小動物的恐懼都遠較對電器和車輛的多見。這一臨牀觀察說明，恐懼是有選擇的；條件刺激的內容、性質或結構等是恐怖症習得中必須加以考慮的重要因素。這些因素之所以會起作用，正是因爲它們影響、並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人們對刺激物的認識與評價。
Fredrikson和Ohman(1979)通過精心設計的實驗研究來說明這個問題。他們採用中等強度的電擊作爲無條件刺激物，使兩組人類受試者分別形成對蛇(或蜘蛛)和花(或蘑菇)圖片的恐懼的條件反應，同時記錄了皮膚電傳導反應的第一段期待反應的概率和手指的舒縮變化的概率，作爲恐懼反應的客觀指標。結果發現，圖片的內容對恐懼反應的強度有顯著影響。這主要表現在：
(1)由蛇或蜘蛛圖片作爲陽性條件刺激物(CS+)和陰性條件刺激物(CS-)所引起的上述兩種概率高於由花或蘑菇引起的。
(2)在條件反射的消退階段，用蛇或蜘蛛圖片作爲CS+和CS-的一組受試者仍保持着對CS+和CS-反應上的差別；可是，用花或蘑菇圖片作爲CS+和CS-的一組，對CS+和CS-的反應上的差別幾乎立即消失。
上述的臨牀觀察和實驗研究告訴我們，認知中介因素在病態行爲或某些疾病中是起重要作用的。經驗說明，對於這些病態行爲或疾病，不移除病人認識上的根本原因而單靠經典的行爲治療，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一個人對事物的認識評價，除了受事物本身的性質和特點影響外，還與他本人的一些特點有關。這就意味着，在治療中施治者也應當注意到病人的經歷、信念、態度和人格等因素的影響，並採取相應的矯正措施。
認知行爲矯正家主張綜合地利用經典的行爲療法和其它心理治療技術，針對病人認識過程的不同方面(如信念、態度、期望和應對手段)以及認知中介因素影響行爲的最佳干預點，制定不同的治療方案和方法。例如，對於多動症和有進犯行爲的兒童的衝動行爲，可以採用“自我指示訓練”教會兒童在行動之前細細地思考以達到行爲的自我控制。這種訓練中所包括的技術有示範法、反饋和社會強化法、公開的和內心的言語複述以及提醒。爲了改變這些兒童的行爲方式，訓練中要求特別強調利用語言教會兒童解決問題和決策技巧。顯然，這裏所採用的方法已超出了經典的行爲療法範圍。又如所謂“自信力(或果斷)訓練” ，也可被歸人認知行爲矯正。此法特別適用於那些害怕自己會在社會場合中作出愚蠢的表演或感到焦虎的人，此訓練不僅能幫助人們減少焦慮，而且能學會有效的應對方法。自信力訓練中包含三個基本成分：扮演角色、示範和社會性獎勵，這些也超出了經典的行爲療法範圍。
認知行爲矯正的產生自然同針對行爲主義心理學的認知心理學的出現不無密切聯繫。人們推測，認知行爲矯正可能代表着國外行爲治療未來的發展方向。Smith(1982)曾隨機地調查了屬於美國心理學會的臨牀心理學分會和諮詢心理學分會的800名會員，所得資料代表了美國臨牀和諮詢心理學家當前所傾向的理論觀點。結果發現，持經典的行爲治療觀點的佔總人數的6．75％，持認知行爲矯正觀點的佔10．36％。這一調查結果似支持了上述推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