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之最古者《內經》，則醫之祖乃岐黃也。然《本草》起於神農，則又在黃帝這前矣。可知醫之起，起於藥也。至黃帝則講夫經絡臟腑之原，內傷外感之異，與夫君臣佐使，大小奇偶之制，神明夫用藥之理。醫學從此大備。然其書講人身臟腑之形，七情六淫之感，與鍼灸雜法爲多，而制方尚少。至伊芳有湯液治病之法，然亦得之傳聞，無成書可考。至刻苦鵲、倉公，而湯藥之用漸廣。張仲景先生出，而雜病傷寒，專以方藥爲治，遂爲千古用方之祖。而其方，亦俱原本神農、黃帝之精義，皆從相傳之方，仲景不過集其成耳。自是之後，醫者以方藥爲重，其於天地陰陽，經絡臟腑之道，及鍼灸雜術，往往不甚考求。而治病之法，從此一變。唐宋以後，相尋彌甚，至元之劉河間、張潔古等出，未嘗不重《內經》之學，凡論病必先敘經，而後採取諸家之說，繼乃附以治法，似爲得旨。然其人皆非通儒，不能深通經義，而於仲景制方之義，又不能深考其源，故其說非影響即支雜，各任其偏，而不歸於中道。其尤偏駁者，李東垣爲甚，惟以溫燥脾胃爲主，其方亦毫無法度。因當時無真實之學，盜竊虛名，故其教至今不絕。至明之薛立齋，尤浮泛荒謬，猶聖賢之學，變而爲腐爛時文，何嘗不曰我明經學古者也。然以施之治天下，果能如唐虞三代者乎？既不知神農、黃帝之精義，則藥性及臟腑經絡之源不明也，又不知仲景制方之法度，則病變及施治之法不審也。惟曰∶某病則用某方，如不效，改用某方。更有一方服至二三十劑，令病者遷延自愈者。胸中毫無把握，惟以簡易爲主。自此以降，流弊日甚，而枉死載途矣。安得有參《本草》，窮《內經》，熟《金匱》、《傷寒》者，出而挽救其弊，全民命乎？其害總由於習醫者，皆貧苦不學之人，專以此求衣食，故只記數方，遂以之治天下之病，不復更求他法，故其禍遂至於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