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對同性戀的定義
近代着名性學專家金賽博士，再一九四八年將同性戀定義爲“一個和自己同樣性別的伴侶有過肉體接觸，並達到性高潮的人”。他把性行爲的實際發生列爲必然因素，製訂了一套分類法，即將一個人從異性戀行爲到同性戀行爲按照0至6共分成七個等級：0是絕對異性戀，6是絕對同性戀，其餘則爲漸層分佈。金賽博士認爲除了0級，任何人或多或少都是同性戀者。這項“行爲說”，多年來一直是社會大衆對同性戀瞭解的基礎。
但是近年來這套“行爲決定論”頗受到其他專家質疑，美國康乃爾大學醫學專科大學的精神病學教授艾瑟（Richard Isay），着作一本《身爲同性戀》，提出反駁：有些人可能礙於社會及家庭壓力、內在心理衝突等因素，而不敢或選擇不與同性發生性行爲，卻抑制不住對同性的性幻想，單方浸淫在興奮狀態中，而這種人照金賽博士的分類，就成了“漏網之魚”。
另外，青春期之前偶發的同性戀式性行爲，基於玩鬧和好奇的成分較多，也不能涵蓋在同性戀的範疇中。
另有一派較嚴格的說法，必須在性偏好習慣、情感投射、社羣歸屬方面，都以同性爲對象纔算是同性戀者。因此有人懷疑是否應把“情境性”的同性戀，如住校生、修道院、監獄、軍隊、水手等特殊處境下，因缺乏異性而發生的同性戀洩欲行爲，劃歸爲同性戀?
4 同性戀的形成原因
以佛洛依德爲主的傳統派心理分析家將其形成塬因歸諸於環境因素。這派專家相信所謂男同性戀者不是自身覺得女性化，就是讓旁人覺得其富有女性特質，而這種陽剛不足的人格現象，肇因於家庭中父母的管教子女態度，如冷漠、無能的父親，或專擅的母親，久而久之，造成兒子疏離父親，得不到男子氣質，反而從母親那裡吸收過多女性氣質。母親角色的佔有慾，父親角色的缺席，是“環境說”對男同性戀者家庭關係的主要素描。
然而這派理論近年來備受挑戰，例如祖格（Zuger）在一九七○年以二十五位有女性化傾向的男孩家庭，對照另一組普通取樣家庭，發現並無重大差異。
新一派理論將矛頭對準“遺傳學”，把同性戀的成因從後天的環境轉移至先天的基因，試圖找出同性戀者是否有特殊生物型，有的從神經內分泌下手，有的追蹤染色體，例如一九五二年生物學家卡爾曼經研究顯示，同卵雙胞胎由於共有一個基因型，皆爲同性戀者的比率高達百分之百!這更支持了「同性戀乃與生俱來」的論調。
5 中國當代同性戀社會狀況
儘管同性戀在中國已存在了幾千年，不用說載入各種史冊的有關“龍陽”、“斷袖”和“孌童”之類的故事，甚至在1991年，福建還有一對男同性戀者公開舉行民俗婚禮，大宴賓客。而且據青島醫學院張北川教授說，實際上在清朝的時候，那個地方這種民風就很盛。但可以說，直至上個世紀80年代以後，同性戀才越來越成爲一個廣受關注的社會現象。醫學、社會學、倫理學等專業的學者，對同性戀問題的研究日益深入；社會主流文化（包括“官方”的態度）對同性戀“亞文化”也越來越寬容；而同性戀人羣的各類活動，也從“地下”逐漸轉到“地上”……
1981年，《大衆醫學》發表張明園介紹《紅樓夢》中同性戀現象的文章，認爲同性戀是奇異的，是否病態還沒有定論。
1982年，世界性學名著《性醫學》中文譯本出版，書中刪除了“同性戀”全章（同時被刪去的還有變性欲，換裝行爲等3章）。有關刪去這一章名稱的說明，用的是英文——不懂英文的人讀了，根本不知刪去了什麼。
1985年，《祝您健康》發表阮芳賦的《同性戀——一個未解之迷》一文，文章認爲同性戀不是疾病，但是屬於少數，認爲對同性戀的歧視是多數人欺負少數人。同年，阮芳賦主編的《性知識手冊》出版，這部後來總計發行量上百萬冊的科普讀物，仍將同性戀視爲“一種變態”。
1985年，北京大學心理系主任陳仲庚主編譯的大學心理學教科書《變態心理學》，把同性戀明確列爲一種不適宜異性戀生活方式時可以選擇的替代生活方式。這部書對學術界有重要影響。
1994年，張北川所著47萬字的《同性愛》一書出版。這是國內第一部全面討論同性戀問題的學術著作，通過對歷史發展規律的分析，闡釋了人類史的發展是朝着同性戀者與異性戀者擁有平等權力的方向進步的。
1994年12月，邱仁宗主持的“艾滋病和特殊性問題研討會”在北京召開，發表支持同性戀者的政策建議，送交政府有關部門和立法機構。
1995年，中國文化名人蕭乾老人在文匯報（上海版、香港版）發表了對《同性愛》的書評《一個值得重視的社會問題》，指出中國對同性戀問題的認識在進步，這種進步標誌中國在現代化方面正做出努力。
1995年，社會學家劉達臨的《中國當代性文化》（精華本）出版，該書強調了中國有一個人口基數龐大的同性愛人羣。
1995年，潘綏銘《中國性現狀》出版。潘綏銘對四大城市180餘位男同性愛者的調查發現，中國相當一部分男同性愛者很“活躍”，存在着艾滋病在這一人羣中大流行的風險。在相近的時間，青年作家方剛的《同性戀在中國》出版。這部紀實文學在大衆社會引起了關注。
1997年，邱仁宗《艾滋病、性和倫理學》出版。該書從倫理學角度深入論述了大衆社會應當以容納態度對待同性戀人羣的倫理學依據。
1997年秋－1998年初，精神醫學專業刊物《精神衛生通訊》就同性戀問題進行了大討論。有關同性戀道德化、醫學化和非道德化、非醫學化的不同觀點進行了論戰。討論以張北川的長文作爲總結，強調了同性戀非道德化、非醫學化是當代科學的結論，並符合歷史發展的方向。
1997年到1998年，張北川教授對486位男同性戀者進行了問卷調查，其中25％受到過異性戀者的傷害（包括言語侮辱和毆打等），35％因爲社會（包括自己家人在內）對同性戀的認識產生強烈自殺念頭，10％有過自殺行爲。
1998年，社會學家李銀河《同性戀亞文化》出版。這部25萬字的著作綜合了國內外學界的調查和多種科研結論，並指出中國同性戀者人口數量爲3600－4800萬。
1998年，以同性戀人羣爲目標人羣的健康干預項目《朋友》於年初開始運作，開展關於同性戀的理解和艾滋病教育活動。 這個項目有近20位不同學科的權威學者和同性戀者直接參與，並在1999年初得到國家明確的道義支持。
1999年，由邱仁宗主持召開了“面對21世紀的女性：女性主義者與女同性愛者的對話”研討會，表明社會對同性戀問題的關注已明顯超越艾滋病防控、心理衛生／精神醫學界領域。
1999年底，《朋友》得到了來自科學界的強力支持。包括我國艾滋病防控界首席科學家、衛生部艾滋病專家委員會和衛生部艾滋病中心有關負責人、中國性病艾滋病防治協會負責人等在內的多學科學者和官員明確表態支持《朋友》項目的開展。
2001年4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三版即將出版發行，在新版診斷標準中對同性戀的定義非常詳細，同性戀的性活動並非一定是心理異常。由此，同性戀不再被統劃爲病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