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6月，《婦女雜誌》第八卷第六號發表署名瑟廬的文章《產兒限制與中國》，討論在我國實行計劃生育的必要性問題。
他說：“我們如果要謀增高中國的文化程度，救濟目前饑饉、災荒、戰爭、疾並癘疫等苦痛起見，實在不可不提倡產兒限制，而與婦女解放的前途，更有非常重大的關係。”
他又說：“我國的婦女，真可說是低微已極了。現在有許多高呼婦女解放的人，都主張婦女教育的增高，經濟的獨立，更有一派倒因爲果的人，以爲婦女的被束縛，是無教育、經濟依賴男子及不能替社會服務等應有的結果。然而我們試想，現在中國的婦女，果然有受教育的機會，經濟獨立的可能，服務社會的餘裕嗎？一般的女子，在及笄之年——正當男子或別國女子受教育最緊要的年齡——就由專制的父母作主，強迫她和從未見面、毫無愛情的男子成婚，立時負了做母親的義務。於是第一個小孩還沒有斷乳，第二個早已受孕了。這樣繼續着，直到爲母的生理作用停止時爲止。中間除了妊娠、分娩、保抱、提攜、乳哺、衣食種種的麻煩以外，還有疾病的憂愁，夭殤的悲慼，不但受盡了身體上無限的辛勤，更受盡了種種精神上說不盡的苦痛，這不是我國社會上普遍的現象嗎？”
他解釋說，所謂產兒限制，不過用科學的方法，使做母親的有決定產生子女數的自由，不必再用那墮胎、棄兒、殺嬰等殘酷的非人道的手段，而得免於饑饉、災荒、戰爭、疾並癘疫的苦痛，也不會發生賣淫、煩悶、犯罪、疾病等弊病